第二次从卫生所回来之后,水莲就不太对劲了。

她坐在东厢房的床边,有时候一整个下午不说话,眼睛盯著窗户上那几根木条,像是在看什么东西,又像是什么都没看。有时候她突然笑起来,笑声很轻,像跟谁在说悄悄话。有时候她又哭,眼泪无声地淌下来,也不擦,就那么让它流。赵母来送饭,她有时候吃几口,有时候连筷子都不动。有一天赵母发现她把一碗白粥倒在床角,问她干什么,她很认真地回答:“给念安留的。他还没吃。”

赵母把这事跟赵德贵说了。赵德贵正在院子里磨刀,听完哼了一声:“疯了。花六千块买个疯子。”从那天起,东厢房的门不再锁了。赵德贵的逻辑很简单:一个疯子,跑也跑不了多远,就算跑了,这大山里她一个疯女人能活几天?饿也饿死了。门锁打开之后,水莲可以在院子里隨意走动,甚至可以去村口的水井边打水。村里人看到她头髮蓬乱、衣衫不整地走在村路上,纷纷绕道走。有人嘀咕:“赵家那个买来的媳妇,疯了。”也有人嘆气:“换了谁不疯?”但不管是谁,都没有停下脚步。

那年七月初,赵母娘家的侄子娶媳妇,赵家要办一场宴席。在农村,红白喜事是天大的事,何况赵家在村里算是人头熟的大姓,光是赵德贵的堂兄弟就七八个,嫁出去的姐妹更是不计其数。赵母提前三天开始准备,杀了一头猪,又从镇上买了菸酒糖茶,把院子里外打扫得乾乾净净,连东厢房门口那堆破烂都清了。水莲也被赵母从东厢房里拽出来,按在井边洗了把脸,换了一身乾净的碎花褂子——就是去年赵母给她做的那两件之一,穿在她瘦骨嶙峋的身上显得空空荡荡。赵母把她的头髮梳成一个髻,用一根筷子別住,端详了两眼,拍了拍她脸颊,难得地露出一点满意的神色:“今天家里来客,別给我丟人。”

水莲顺从地点了点头。

七月十五,中元节。天还没黑,赵家的院子里已经摆开了流水席。赵德贵从镇上搬回来两坛散装苞谷烧,一坛已经见底,另一坛也去了大半。桌上摆著红烧肉、燉鸡、炸花生、凉拌猪耳朵,满院飘著油烟和酒气。划拳声震天响,赵家七八个堂兄弟围著一张方桌,嗓门一个比一个大。赵母在厨房和院子之间来回穿梭,端菜、倒酒、招呼亲戚,忙得脚不沾地。没有人注意水莲。没有人注意到她端著空盘子站在厨房门口,眼睛正透过院门的缝隙,看著外面那片黑黢黢的山影。

她的眼神很清明。没有疯。

她一直在等这一天。赵家宴客,人多眼杂但心不齐,所有人都在忙著吃喝,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“疯子”从厨房后门溜出去。她用了很长时间让自己看起来足够疯——自言自语、哭笑无常、把粥倒掉说给死人留饭——一步一步地让赵家人放鬆警惕。她甚至知道赵德贵会喝醉,因为赵母前几天念叨过,“你少喝点,別跟去年过年似的吐一地”。她全都听进去了,一字不漏,计算得很清楚。

月亮升起来的时候,她从厨房后门溜了出去。怀里揣著那双虎头鞋。

她穿过院子后门的小路,绕过猪圈,沿著村道往潭边走。夜风裹著水边的腥味吹过来,远处传来几声狗叫,很快就被身后的划拳声淹没。她的步子越来越快,从疾走变成了小跑,又从跑步变成了拼命地飞奔。那双被赵母扣下当拖鞋的破布鞋跑掉了一只,她也不管,赤著一只脚踩在砂石路上,石子硌得脚底生疼,她没有停。虎头鞋被她紧紧揣在怀里,隔著那件空荡荡的碎花褂子,能感觉到鞋面上绣的虎耳朵硌著她的肋骨。

她知道潭边有船。

她见过。去年夏天赵德贵带她去潭边洗过一次衣服——那是她唯一一次被允许走出院子的“正经”外出,赵德贵在旁边盯著,怕她跳水。她蹲在潭边搓衣服的时候,看到对岸的芦苇丛里扣著一条木船,船底朝天,船桨压在船底下,用一块石头垫著。她当时就在想:如果有一天我能跑到这里,我就可以划船离开。船能到对岸,对岸有山路,山路通镇上,镇上就有车。到了镇上,就能回家。

这个念头支撑她熬过了整个漫长的冬天。

当她喘著粗气跑到潭边时,那条木船还在。船底朝天,扣在原来的位置,桨压在船底下,连垫桨的石头都没变。她几乎要笑出来——她算对了。一切都在按她预想的方向发展。她跑向那丛芦苇,弯下腰去搬船底的船桨,手指刚碰到冰凉的木头——一只手从背后攥住了她的胳膊。

赵德贵的堂弟,赵德福。他是赵家几个堂兄弟里最年轻的一个,不到三十岁,还没有娶媳妇,今天晚上被安排在门口迎客,少喝了几杯酒。他是唯一一个注意到水莲不见了的人。他跟著她穿过猪圈,穿过村道,一路跟到潭边,在她弯腰搬桨的时候终於追上了她。

“疯婆子!你还敢跑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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