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八章 疫情来了

二〇〇三年春天，非典来了。街上的人少了，戴口罩的人多了。中山路上冷冷清清的，店铺关了大半，开著的也没什么生意。公交车空著，但照样跑著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从那头跑回来，车厢里只有司机一个人。承天巷里的老人说，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阵仗——比当年的肺癆还怕人，比当年的伤寒还嚇人，连空气都不能信了。他们坐在陈家超市门口的台阶上，隔著老远说话，声音大得像吵架，像是怕病毒听不见似的。

陈家超市的门还开著。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戴著口罩。口罩是白色的，棉布的，小芳给她做的，做了十几个，一天换一个，换下来的用开水烫，烫完了晾在太阳底下晒。她戴著口罩，眼镜片上全是雾气，看不清价格，看不清钞票，看不清收银机上的数字。她用手指擦了擦镜片，雾气没了，过一会儿又有了。她不想擦了，就那么模糊著。模糊著也挺好，看不清脸上的皱纹，看不清头上的白髮，看不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模糊著，就不用怕了。

生意淡了很多。以前一天能卖两三千块，现在一天只能卖四五百块。货架上的东西卖不动了——酱油、醋、盐、糖、味精、鸡精、料酒、蚝油、香油、辣椒酱、豆瓣酱、番茄酱、花生酱、芝麻酱、方便麵、火腿肠、罐头、饼乾、糖果、巧克力、薯片、瓜子、花生、饮料、水、啤酒，全都堆在货架上，像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。没有人来检阅它们了，没有人来买它们了。它们站在货架上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灰是灰白色的，细细的，轻轻一吹就飞了。但没有来吹。

小芳劝陈阿圆：“阿母，要不我们也关几天？等疫情过去了再开。”

陈阿圆摇头。“不能关。关了，街坊邻居买东西就不方便了。承天巷里住的都是老人，他们不会骑自行车，不会开汽车，不会上网买东西。他们只能走路。从巷子深处走到巷口，走到我们这里。我们关了，他们就要走更远的路，走到中山路，走到东街，走到西街。他们走不动了。”

小芳不说话了。她抱著恩惠，恩惠才一岁多，在收银台后面的椅子上睡著了，嘴里还含著半颗金枣。金枣粘在她的嘴角，亮晶晶的。小芳用手指把金枣从她嘴角拿下来，恩惠的嘴瘪了瘪，但没有醒。她在梦里笑了。她梦到了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但她在笑。这就够了。

家安的运输公司业务也受了很大影响。工厂停工了，商场关门了，批发市场冷清了，没有人进货了。几十辆车停在仓库里，一个月没有出车。司机们没事干，每天在仓库里打牌、喝茶、聊天。他们不打牌的时候，就蹲在墙根下晒太阳。阳光晒著他们的背，暖洋洋的，他们把背晒热了翻过来晒肚子，把肚子晒热了翻过去晒背。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黑红黑红的，像一块块被火烧过的铁。

家安坐在办公室里，看著墙上的地图。地图很大，占了整面墙，上面標註著他的运输网络——泉州、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龙巖、三明、南平、寧德、莆田，他做到了fj省內全覆盖了；省外也已经拓展到了江西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。那些地名被他用红笔圈出来，密集地叠在一起，红圈密密麻麻的，像一片红色的海洋。他看著那些红圈，看著看著，眼睛花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又看。还是花的。

他拿起电话，打给阿强。

“阿强，福州那边怎么样？”

阿强嘆了一口气，像是把这几个月攒下来的气全都嘆出来了。“老板，惨。仓库里堆满了货，发不出去。客户打电话来催，我跟他们说没有车，他们不信。他们说，你们林家安运输公司不是福建最大的运输公司吗？怎么会没有车？我说不是没有车，是没有货。他们不信。他们掛了电话，又打，又掛了，又打。我解释说，不是没有车，是没有货。他们不信，说你们就是不想运。我解释不清楚了。”

家安掛了电话，又打给老李。

“老李，厦门那边怎么样？”

老李不说话。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家安以为电话断了。

“餵？老李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老板，我在。”老李的声音沙哑得很，像砂纸在玻璃上摩擦。“老板，我想辞职。”

家安的手指停在拨號键上，不动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老婆病了。非典，疑似。在医院，隔离了。儿子在集美大学，不能回来。我一个人，顾不过来。”老李的声音在抖，像一根被风吹著的琴弦。“老板，我跟了你十一年了。十一年来，我没有请过一次假，没有迟到过一次，没有早退过一次。我天天跑车，一天跑十几个小时，一年跑三百多天。我老婆一个人在家，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孩子。她跟了我十一年，没有一句怨言。她现在病了，我不能不管。我要去陪她。”

家安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想起了老李的老婆，那个瘦瘦小小的、说话声音很轻的女人。她每次见到家安都会说“老板，你吃饭了吗”，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稻田。她做的咸菜很好吃，萝卜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，脆生生的，辣丝丝的。她每年都会给家安带一罐，用玻璃罐装著，罐口用保鲜膜封著，再用橡皮筋箍紧。

“老李，你不用辞职。你老婆的病好了，你回来。厦门分公司我给你留著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老李的哭声。他的哭声很大，很响，像一头牛在叫。他没有对著话筒哭，他把话筒拿开了。但家安还是听到了。隔著话筒，隔著听筒，隔著几百公里的距离，他听到了。那声音从厦门传到泉州，从话筒传到听筒，从听筒传到家安的耳朵里。像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下传上来的，像一个被埋了很久的人终於发出了声音。

家安把话筒放下，坐在椅子上，看著窗外。窗外是仓库的围墙，围墙上面有一排仙人掌，是看门的老陈种的。仙人掌开花了，黄色的，小小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看著那些花，看了很久。

二〇〇三年夏天，非典疫情终於结束了。街上的人多了，摘口罩的人也多了。中山路又热闹起来了，店铺又开起来了，公交车又挤起来了。承天巷里的老人们从巷子深处走出来，拄著拐杖，走到陈家超市门口，在台阶上坐下来。陈阿圆给他们倒茶，他们喝茶，聊天，说这几个月的憋屈。

“哎呀，闷死我了。三个月没出门，头髮都长到腰了。”

“你那是头髮吗？你那是草！”

“你才是草！你全家都是草！”

他们笑著，骂著，闹著。他们的笑声在巷子里迴荡，从这头飞到那头，从那头又飞回来。回音叠著回音，笑声叠著笑声，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。

老李的老婆从医院出来了。她不是非典，是普通的肺炎，排除了，出院了。老李去接她，站在医院门口，等了一个多小时。她出来了，穿著一件蓝白条的病號服，头髮乱糟糟的，脸色蜡黄蜡黄的。她站在医院门口，眯著眼睛看著阳光，像一只刚从洞里爬出来的老鼠。

老李走过去，抱住了她。他抱得很紧，紧得她喘不过气来。“老公，我喘不过气了。”他没有鬆手，还是抱得很紧。“老公，你能不能轻一点？”他没有鬆手。“老公……”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口，不说话了。

他们把东西拿回出租屋，老李给她煮了一锅鸡汤。用砂锅燉的，燉了三个小时，鸡肉燉得烂烂的，筷子一戳就散了。他把鸡汤端到她面前，她喝了一口，烫得嘶了一声。他把碗接过去，吹了吹，又递给她。她看著他，他看著她。她哭了。“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”他不说话，把碗放在床头柜上，转身去了厨房。他在厨房里哭了。他没有让她知道。他把水龙头打开，让水流的声音盖住他的哭声。水哗哗地流著，流了很久。

家安的运输公司恢復了正常运转，而且比疫情前更好了。那些在疫情期间倒闭的小运输公司腾出了市场空间，客户都涌到了家安这里。他接了很多新客户，签了很多新合同，买了很多新车。到二〇〇三年底，他的公司已经拥有货车將近两百辆了，员工超过四百人，在fj省內每个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，省外也已经拓展到十几个省份了。

他买了一辆奔驰车，黑色的，很大很长，人称“大奔”。他把车开到陈家超市门口，从车上下来，穿著一身新西装，头髮用髮胶固定住。承天巷里的老邻居都围过来看，摸摸车头，蹭蹭车门，照照车窗。

“家安，这车多少钱？”

“没多少。”

“没多少是多少？”

“几十万。”

“几十万？你疯了！”

家安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走进超市，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正在算帐。她的手指在计算器上按著，嘀嘀嘀的。她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，看著家安。他穿著一身黑色西装，打著蓝色领带，皮鞋鋥亮。他站在超市门口，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很长。他叫他一声“阿母”。

陈阿圆看著他，看了一会儿。低下头，继续按计算器。嘀嘀嘀，嘀嘀嘀，嘀嘀嘀。她没有说“好看”，没有说“浪费钱”，没有说“你疯了”，没有说“你长大了”，没有说“你出息了”。她什么也没说，继续按计算器。家安站在那里，手里提著两盒茶叶——武夷山的大红袍，很贵，一盒一千多块。他把茶叶放在收银台上，转身走了。他的脚步声在超市里迴荡著，从门口走到货架那边，从货架那边走到门口。

他在超市里转了一圈，拿起一颗金枣，放进嘴里，嚼著。先酸后甜，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。他咽下去了。他走出了超市。

家兴的花店在非典疫情期间也受到了影响，但他很快调整了方向——开始做线上业务。他在淘宝上开了店，拍了產品的照片，写了说明，標了价格。他把花束用冰袋和保湿棉包装好，通过快递寄到全国各地。一开始生意不多，一天只有几单。后来慢慢多了，一天几十单。再后来一天上百单。他忙不过来了，请了两个客服专门处理线上订单，又请了两个花艺师专门做线上花束。他的淘宝店开了三个月，就做到了金冠。二〇〇三年底，他的线上月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线下所有门店的总和。

他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。从早到晚，从周一到周日，从年头到年尾。他每天五点起来，晚上十二点才睡。他一天吃两顿饭，午饭和晚饭。早饭不吃，没时间。他的胃疼了，他没有管，让他疼。疼著疼著就不疼了。胃不疼了，他忘了吃饭。

他在花圃里种了几十种玫瑰，每天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除虫。他蹲在花圃里，像一只蹲在田里的青蛙。他看著那些花，一朵一朵地看著它们，从含苞待放到盛放，从盛放到凋谢。花开花落，春去秋来，一年又一年，他三十多岁了。

家寧问他：“弟，你什么时候找对象？”

家兴说：“忙。”

家寧说：“你忙了十年了。”

家兴不说话了。

家寧说：“阿母想抱孙子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