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清石走进那间屋子,从门背后把那根扁担拿了出来。扁担很轻,轻得不像一根能挑起两个孩子的扁担。他握在手里,感觉不到它的重量,但能感觉到它的温度——不是热的,不是凉的,是一种说不清的、像是从木头里面散发出来的、温温的、暖暖的。

他把扁担掛在了林家铺子的墙上。

掛好了,退后几步,看了看。

扁担掛在白墙上,像一条黑色的蛇贴在墙壁上,又像一道被时间凝固了的闪电。

陈远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拄著竹竿走到了铺子门口。他站在那里,看著墙上那根扁担,看了很久。他的手在发抖,竹竿在地上敲出细碎的、急促的声音,篤篤篤篤,像一只啄木鸟在啄树干。

林清石转过身,看见了他。

“阿爸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
陈远水没有看他。他的目光还钉在那根扁担上。那根扁担掛在那里,安安静静的,像一个在墙上睡了很久的人忽然被人叫醒了。它醒了,但它没有动,它就那么掛在那里,看著这个它从未见过的、崭新的、属於自己的墙。

陈远水拄著竹竿,慢慢地走进铺子,走到那根扁担下面,抬起头看著它。他看了它很久,久到林清石在旁边站得腿都麻了,久到家安跑进来喊了一声“阿公吃饭了”他都没有听见。

他终於伸出了手。

那只手颤抖著,慢慢地、慢慢地抬起来,手指张开,像一棵老树的枯枝。那只手曾经挑起过两个孩子,走过三千里的路。那只手曾经在缅甸的广东大街上打过算盘,在泉州的菜地里拔过草,在永春的田埂上捡过石头。

那只手摸到了那根扁担。

手指合拢了。

他握住了它。

不是握住了扁担,是握住了那段路。那段从缅甸到泉州的路,那段走了三年的路,那段用血、用汗、用一条瘸了的腿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路。

他握著那根扁担,站了很久,久到林清石以为他站在那里睡著了。然后他鬆开了手,扁担在墙上微微晃动了一下,像一个被人摇了一下的摇篮。

陈远水转过身,拄著竹竿,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铺子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,他停了一下。

“清石。”他喊了一声,没有回头。

“阿爸。”

“这根扁担,给你了。”

他走出去了。竹竿点在夯土地面上,发出空洞的、沉闷的声音,篤、篤、篤,一下一下的,像钟声。

一九六六年秋天,家安上学了。

学校在镇上,从村里走路要四十分钟。陈阿圆提前一个月就给他准备好了书包,不是军绿色的,是蓝色的,用林清石从泉州买回来的蓝布做的,没有红五星,但林母在书包的正面绣了一朵花,跟陈远水口袋上那朵梅花一样的。

家安背著那个书包,在镜子前照了又照。镜子还是那块巴掌大的碎玻璃,镶在木框里。他歪著头看著镜子里那个背著书包的自己,转了个身,又转了个身,书包在他背上一晃一晃的,花朵也跟著一晃一晃的。

“阿母,人家都有红五星,我没有。”

“人家是人家,你是你。”陈阿圆蹲下来,帮他把书包的带子调短了一些,“你阿公口袋上也没有红五星,有一朵花,你觉得你阿公好不好?”

家安想了想。陈远水坐在院子里剥花生的样子浮现在他脑海里——低著头,手在抖,花生壳在他手里咔嚓咔嚓地响。他想了好一会儿,说了一句:“阿公好。”

“那就行了。”陈阿圆站起来,拍了拍他肩膀上的灰,“走吧,第一天上学不要迟到。”

她牵著家安的手,走在那条去镇上的路上。路是土路,下雨天泥泞难走,晴天灰尘满天。路上遇到好几个送孩子上学的家长,有走路的,有骑自行车的,有挑著担子的。家安看见他的同学阿明坐在他阿爸的自行车后座上,羡慕得眼睛都直了。

“阿母,你为什么不骑自行车?”

“家里没有自行车。”

“你买一辆。”

“没钱。”

“你跟阿爸说,阿爸有钱。”

“阿爸的钱要进货。”

家安不说话了,低著头走了几步,又抬起头来。“那等我长大了,我买一辆自行车,载你来镇上。”

陈阿圆看著他,没有说话。家安的脸被秋天的太阳晒得红扑扑的,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,鼻尖上沾了一点灰。他的书包带子又滑下来了,她蹲下来帮他重新调好,然后站起来,继续牵著他的手往前走。

到了学校,校门口挤满了人。有家长,有学生,有老师,有卖零食的小贩。家安被这个热闹的场面惊呆了,站在校门口不敢进去,两只手紧紧地攥著陈阿圆的衣角。

“进去吧。”陈阿圆蹲下来,把他的手从衣角上掰开,“你在一年二班,进去往左拐,第二间教室就是。”

“阿母,你陪我进去。”

“不行,家长不能进去。”

家安的眼眶红了,嘴巴瘪了瘪,快哭了。陈阿圆看著他红红的眼眶,心里一软,差点就说出“那阿母陪你进去”了。但她忍住了。

“家安,你四岁就会追鸡了,六岁了还怕进学校?”

家安的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转,没有掉下来。他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,吸了吸鼻子,转身走进了校门。他走了几步,停下来,回过头,看了陈阿圆一眼。陈阿圆站在校门口,朝他挥了挥手。

他转过身,走了。

这一次他没有回头。

陈阿圆站在校门口,看著儿子小小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的走廊里,站了很久。旁边一个同样送孩子上学的女人看了她一眼,说:“你孩子是一年级的吧?第一次送都会捨不得,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陈阿圆笑了一下,转身往回走。

她走在回家的路上,秋天的风吹过来,带著稻田里收割后的稻草香。路两边的水稻田已经收割了,只剩下一茬茬短短的稻茬,像剃过的头髮。远处有人在烧稻草,白烟在田野上缓缓地升起来,像一条条白色的蛇在绿色的田野上游走。

她走著走著,忽然停下来了。

她站在路中间,前后都没有人。路很长,弯弯曲曲的,通往远处的山。山是青色的,天是蓝色的,云是白色的,这个世界安静得像一幅画。她就是画里的一个人,小小的一点,站在一条细细的线上,像一颗被谁不小心画上去的墨点。

她站了几秒钟,然后继续走。

走了四十分钟,到了家。走进院子,家寧正蹲在灶间门口剥大蒜,大蒜皮扔了一地,白花花的一片。陈远水坐在石凳上,怀里抱著家兴,家兴已经六个月了,会坐了,坐得不稳,身子前倾后仰的,像一棵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树苗。

“阿母!”家寧抬起头,“哥哥呢?”

“哥哥上学了。”

“我也要上学!”

“你明年。”

“为什么哥哥今年我明年?”

“因为你比哥哥小。”

“我明年就比哥哥大了吗?”

陈阿圆被问住了,蹲下来看著家寧。家寧的嘴角沾著大蒜的汁液,辣得她不停地吸溜嘴,但她还在剥。她的手指头小小的,白白嫩嫩的,指甲剪得很短,是苏阿梅昨天帮她剪的。

“你明年不会比哥哥大,但你后年比今年大。”陈阿圆说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绕口的话。

家寧想了想,没想明白,不问了,低下头继续剥大蒜。

陈阿圆走进灶间,把书包放下,系上围裙,开始做午饭。灶台的火还没生,她蹲下来往灶膛里塞干稻草,划了根火柴点著,火苗舔著锅底,很快烧旺了。她站起来,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,盖上锅盖,然后去案板上切菜。

菜是院子里的青菜,林母早上摘的,还带著露水。她把青菜放在案板上,一刀一刀地切,切得很快,菜刀碰到案板的声音咚咚咚的,节奏很均匀。

切著切著,她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今天是她阿爸的生日。陈远水今年五十九了,明年就六十了。她以前从来不记得父亲的生日,不是不想记,是陈远水自己从来不说过生日的事。在缅甸的时候不过,回泉州的时候也不过,到永春了还是不过。苏阿梅说他年轻时候在缅甸过过一次生日,那天正好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,炸了广东大街,把他的铺子炸塌了一半。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生日的事。

但陈阿圆记得。不是从陈远水嘴里知道的,是从苏阿梅嘴里知道的。苏阿梅有一次跟她聊天,说漏了嘴,说了一句“你阿爸是秋天生的,桂花开了的时候”。后来她问了苏阿梅具体的日子,苏阿梅说是九月初八。她说你阿爸自己都不记得了,你也別记了。

陈阿圆记了。

今天是九月初八。

她放下菜刀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走出灶间。陈远水还坐在石凳上,家兴已经从他怀里滑下去了,蹲在地上捡蚂蚁。蚂蚁在石凳子腿旁边排成一队在搬一粒米,家兴用手指头挡住它们的路,蚂蚁们绕道走,他又挡住,蚂蚁们又绕道。他乐此不疲地玩著,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陈远水看著他玩蚂蚁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阿爸。”陈阿圆走过去,蹲在他面前。

陈远水看了她一眼。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?”

陈远水想了想,想了一会儿,摇了摇头。

“九月初八。”

陈远水又想了想,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你的生日。”陈阿圆说。

陈远水愣了一下。他看著女儿蹲在面前的样子,看著她的脸。她的脸上有被灶膛里的火烤出来的红,有被茶叶汁液染出来的黄,有被风吹出来的皴裂,有被岁月刻出来的细纹。她不再是那个在陈家铺子柜檯后面踮著脚尖摆金枣的小女孩了。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,三个孩子的母亲。

“我不过生日。”陈远水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陈阿圆站起来,“但我想给你煮一碗麵。”

她转身走进灶间,从柜子里拿出一把面线。面线是她自己做的,用永春的麵粉,加盐加水揉成麵团,再拉成细丝,晾在竹竿上晒乾。她做面线的手艺是跟林母学的,林母做面线做了几十年,做得又细又匀,煮出来一根是一根,不会糊。

她把水烧开了,把面线下进去,用筷子搅了搅。面线在沸水里翻滚著,由硬变软,由直变弯,像一条条白色的蛇在水中游动。她打了一个荷包蛋进去,蛋清在沸水里迅速凝固,包裹住蛋黄,变成一朵白色的云。她又在碗底放了一勺猪油、一勺酱油、几滴香油,把煮好的面线和荷包蛋捞进碗里,撒上葱花。

她端著那碗面线走出灶间,走到陈远水面前,蹲下来,把碗递给他。

“阿爸,吃麵。”

陈远水看著那碗面。面线白白的,葱花绿绿的,荷包蛋黄黄的,猪油在热汤里化开了,油花在汤麵上漂著,亮晶晶的。他看著这碗面,看了很久,久到家兴蹲在地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,又低下头去看蚂蚁了。

他伸出手,接过了碗。

手在抖。汤在碗里晃来晃去,洒了一些在手指上,烫得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他用另一只手稳住碗,把碗端到嘴边,低下头,喝了一口汤。

汤很烫。他烫得皱了一下眉头,但没有停下来,又喝了一口。然后他用筷子挑起一根面线,慢慢地吸进嘴里。面线很长,一根面线他吸了好几口才吸完,面线的尾巴在嘴边甩了一下,汤汁溅在他的下巴上。

他吸完了那根面线,嚼了嚼,咽下去了。

然后他抬起头,看著陈阿圆。

“好吃。”他说。

陈阿圆蹲在他面前,看著父亲吃麵的样子,看著他颤抖的手、花白的头髮、深陷的眼窝、乾裂的嘴唇。她看著他一口一口地吃著那碗面线,吃得那么慢,那么仔细,像是在数每根面线有多少根,又像是在品每根面线里的味道——盐的味道,酱油的味道,猪油的味道,葱花的味道,还有女儿手掌心的温度。

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四岁那年,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,她含著那颗硬糖,口水淌了一胸口。阿爸蹲下来用袖子擦她的嘴,说“甜就对了,日子要跟这糖一样,越嚼越有味道”。

现在她在想,那颗糖是什么味道的?她记不清了。但她记得阿爸蹲下来擦她嘴时的表情。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,那道光是她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不断地寻找、不断地遇见、不断地失去又重新找到的东西。

那道光照在她的脸上,也照在她的心里,从缅甸到泉州,从泉州到永春,那道光的温度没有变过。它一直在那里,在父亲的眼里,在她的心里,在被她用面线餵大的孩子的眼里,在那些孩子將来用面线餵大的孩子的眼里。

光不会灭。

路不会断。

她把那碗空碗从父亲手中接过来。碗还是温的,碗底剩了一点麵汤,她端起来喝掉了。汤已经凉了,但味道还在——咸咸的,淡淡的,有一点点甜。

她站起来,拿著空碗走进灶间,把碗放进水盆里,倒了一瓢水泡著。然后她系好围裙,走到案板前,拿起菜刀,继续切那把没有切完的青菜。菜刀碰到案板的声音又响起来了,咚咚咚的,节奏还是那么均匀,像是从没有被打断过。

院子里,陈远水坐在石凳上。家兴又爬回了他腿上,在他怀里扭来扭去,像一只不安分的小猫。陈远水用一只手按住他,另一只手从他头髮上捡下来一小片枯叶,看了看,扔在地上。

枯叶落在石凳脚下,跟那些剥下来的花生壳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叶子哪是壳。

灶间的烟囱里升起了炊烟,白白的,细细的,在秋天的天空里慢慢地升高、散开,像一条通往天上的路。

那条路,跟所有的路一样,没有尽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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