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挚友

“对，”赫尔岑说，“那时候我们觉得自由很简单，只要推翻沙皇，建立共和国，一切就都好了。就像法国人做的那样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但法国人推翻了国王，迎来了拿破崙。拿破崙之后是波旁，波旁之后是奥尔良，奥尔良之后又是波拿巴——他们换了一个又一个政府，但底层的人民还是一样穷，一样没有权利。”

“所以你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？”萨佐诺夫问。

“不，我没有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，”赫尔岑摇了摇头，“我只是觉得，光有暴力革命是不够的。”

他踢开脚边的一颗石子，看著它滚进路边的排水沟里。

“然后我就开始想，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萨佐诺夫问。

“我们一直在问怎么推翻暴君，”赫尔岑说，“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暴君是怎么產生的。我们一直在问怎么贏得自由，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有人会失去自由。”

“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年轻人，他写了一个故事，”赫尔岑说，“讲的是波希米亚一个小镇上的事，一个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但没有人站出来。”

“就是你今晚说的那个？”

“对，”赫尔岑点了点头，“我读完以后，整整一夜没有睡著。不是因为那个故事有多悲惨，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旁观者。”

他转过身，面对著萨佐诺夫。

“尼古拉，那些人不是坏人。他们去教堂做礼拜，他们给邻居帮忙，他们在圣诞节给孩子们买礼物——但他们眼睁睁看著一个无辜的人被送进苦役营，他们明明可以做些什么，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无关呢。”

萨佐诺夫沉默了。

“这就是偏见最可怕的地方，”赫尔岑说，“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。”

他们走过了滑铁卢桥，河面上的雾更浓了，远处的议会大厦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“所以你今晚才会说那些话，”萨佐诺夫终於明白了，“你不是在否定他们的斗爭，你是在说，光靠斗爭不够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赫尔岑的声音里带著一丝疲惫，“推翻一个暴君容易，改变一千个人的偏见难。但不改变偏见，推翻多少暴君都没用，新的暴君会从同样的土壤里长出来。”

“但你也看到了，”萨佐诺夫轻声说，“他们听不进去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赫尔岑苦笑了一下，“我大概是最不擅长说服別人的人了。”

萨佐诺夫看了他一眼，忽然笑了。

“你確实不擅长，你总是把道理说到最极端，然后逼別人选边站。你今晚要是换个说法，也许马里埃蒂就不会赶你走了。”

“换个什么说法？”

“比如，你可以说偏见和斗爭都很重要，而不是把偏见说成是唯一的根源。你可以说改变偏见是长远的目標，而斗爭是眼前的必要。你没必要把两件事对立起来。”

赫尔岑他不得不承认，萨佐诺夫说得有道理。

但他也知道，如果今晚他换了一种说法，那些人也许不会生气，但他们也不会真正去思考偏见的问题。

有时候，只有把话说绝了，才能让人停下来想一想。

“也许吧，”赫尔岑说，“但我这辈子大概也学不会圆滑了。”

“那倒也是，”萨佐诺夫笑了一声。

他们继续沿著河堤走著，雾气越来越浓，街灯的光芒越来越暗。

“尼古拉，”赫尔岑忽然停下脚步。

“嗯？”

“谢谢你追出来。”

萨佐诺夫没有回答，只是把围巾紧了紧，继续往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