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
识字？

她在柜檯后面站了三年，认得“钱”和“米”，认得“一斤”“二两”“五分”，但她不认得自己的名字。她知道自己是“陈阿圆”，但把那三个字摆在她面前，她一个也不认识。

“吴先生，”她问，“识字要钱吗？”

“不收你钱。”吴先生咬了一口碗糕，“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把你识的字，教给你弟弟妹妹。”

第二天，陈阿圆踩著露水，第一次走进了吴先生的私塾。

私塾就在村子的祠堂里，三间打通的老屋，摆著七八张条凳。条凳上坐著七八个男孩，最大的十五六，最小的才五六岁。他们看见陈阿圆走进来，齐刷刷地回过头，眼神里有惊讶，有好奇，也有一丝不太好形容的东西。

十岁的女孩出现在私塾里，在这小山村里，是头一遭。

吴先生用戒尺敲了敲桌面：“看什么看？翻书！”

陈阿圆坐在最后排，面前摆著一本旧得发黄的《三字经》。吴先生把手背在身后，踱到她身边，拿过一根炭笔，在纸上写了三个字：

陈阿圆

“这是你的名字，”吴先生用指尖点著那三个字，“姓陈，名阿圆。”

陈阿圆盯著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原来“陈”是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一个东，“阿”是左边耳朵右边可，“圆”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圆——她想起箩筐，想起那颗金枣，想起父亲说过的话。

“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，都是日子。”

她伸出手，笨拙地握住炭笔，在纸上照著描了一遍。

歪歪扭扭的。

但那是她这辈子写下的第一个字。

陈阿圆跟吴先生读了两年私塾。

两年里，她背完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学会了算帐记帐，甚至学会了用毛笔蘸著锅底灰调成的墨汁写春联。她不是最聪明的学生，但她是吴先生见过的最珍惜每一个字的学生。

“你看那些男孩，”吴先生有一次对她说，“他们识字，是为了一张文凭。你识字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陈阿圆想了想，说：“为了以后没人能骗我。”

吴先生被这个答案震住了。一个小山村的女孩，十岁出头，说出的话像秤砣一样沉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一本手抄的《日用杂字》递给她。

“这本书你拿回去，里面是做生意要用到的字。学完了，你就不用再来私塾了。”

陈阿圆接过那本书，封面是牛皮纸糊的，里面是蝇头小楷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词：天平、秤桿、斗、升、钱、两、斤、担、佘、赊、现钱、月结、年帐、亏本、盈利、关门、开张……

她翻到最后一页，发现吴先生还多写了两行字：

人情练达即文章

世事洞明皆学问

那几个字她当时不完全懂，但她把它们背了下来。背了一辈子。

一九四九年，整个中国都在变。

路过的挑夫带来了山外面的消息：解放军打过来了，国民党跑了，新政权要成立了。村里人议论纷纷，有人害怕，有人期盼，大多数人在观望。陈远水不观望，也不议论。他在陈家铺的柜檯后面，该卖虾酱卖虾酱，该醃茶叶醃茶叶。

一天傍晚，一支队伍从陈家铺门前走过。

不是日本兵，不是国民党兵，是一支穿著灰色军装、脚打绑腿、帽子上別著一颗红星的队伍。他们不说话，不扰民，踩著整齐的步伐，从永春方向来，往泉州方向去。

陈阿圆站在陈家铺门口，手里端著一碗凉茶。

她看见最后排的一个士兵——年纪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，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，嘴唇乾裂出一道道血口子。那士兵看了她一眼，又很快移开目光，脚步不停。

“兵哥——”陈阿圆喊了一声。

队伍继续往前走，没有人停下来。

她端著茶碗追了两步：“喝茶不？”

那年轻的士兵终於扭过头，笑了一下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他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但他没有回来。队伍已经走到前面去了，他只能跟上去，脚步越来越快，消失在暮色里。

陈阿圆端著那碗茶站在原地，看著那条渐渐暗下去的古道。

她不知道那个士兵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不知道他后来是死是活。但她记住了他的笑容——那个在长时间的跋涉之后、在嘴唇乾裂出血之后、在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漫长道路上，还能笑出来的样子。

她想起自己四岁时被父亲挑在箩筐里的那些日子。

也是在路上，也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也是嘴唇乾裂，也是脚上磨出血泡。但她记得父亲从来没有垮过——肩膀上的扁担断了又接，腿上的伤口烂了又长，他始终瘸著一条腿走在最前面，回过头来对她说：

“你乖，看著弟弟的梦。”

她把那碗凉茶泼在路边。

茶水流进乾裂的泥土里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但那一瞬间，她觉得自己好像忽然懂了什么——懂了父亲说的“日子”，懂了吴先生写的“人情练达”，懂了那个年轻士兵在疲惫至极时还能露出的那个笑容。

都不过是活著。

活著，然后把路走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