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7章 下面却不一定等得起

林姣笑了一下。

在这些工人安置的方式上，她其实考虑过三种方案。

其中一种是公私合作，像摩星岭那样，政府拨地、做基础配套，私人企业出资盖楼、负责管理，共同解决安置问题。

但这条路她很快否了。原因很简单：控制权不在她手里，公私合作意味著她要跟多个政府部门反覆磋商，任何一个部门的反对都可能让整个方案搁浅。

二是资產权属不明，地是政府的，楼是她出钱盖的，將来想改用途、想融资，处处受制；责任还扯不清，工人一闹，政府推给她，她能推给政府吗？所以最后背锅的还是她。

何况这种模式只是权宜之计，政府后来主推徙置大厦，小规模合作很快被边缘化。她投进去的钱，搞不好就打了水漂。谈判成本也太高，码头上的工人等不了那么多轮会议。

第二种方案，是她自己掏腰包，用现金补偿、搬迁费等方式一家一家跟居民谈判，让他们自己搬走。

优点是快，乾净。钱到位，人走地空，不用等政府开会。她一个人说了算，没有產权纠纷。

缺点是其中一户不搬，整片地动不了，而且补偿標准不统一，价码会被互相抬上去，成本不可控，法律上也有隱患，签了字也可能被反悔。

最关键的是，钱花出去就没了，留不下任何可以增值的资產。

与前两种方案相比，工人房屋政策才是她真正想走的路。

政府按市价三分之一批地，她独资盖楼，全权管理。

不跟多个部门扯皮，不用挨家挨户谈判。

盖好的楼，產权清晰，可抵押、可收租，將来还能修契改用途，完全变成她的私人资產。

政府不花一分钱就能稳住棚户区，她投出去的钱变成了资產。

这条路也有劣势，审批流程长，还不好审批下来。

但长不是问题，她手里有码头上的几百户工人，有今天拦车闹事的报纸，这些工人就是她最好的筹码。

她不是一个人在等结果，是整个码头的几千人都在替她催。

“焦署长，我跟您说实话。码头上那些人，安置是必须的，拖不下去。但我不想给政府添负担。我自己出钱，自己盖楼，自己管理，不需要政府拨一分钱的安置款。政府只需要批一块地给我，按工人房屋政策来办就行。地价按市价的三分之一算，我照付。”

林姣看对方並不反感，继续解释道：“焦署长，我算过一笔帐。如果政府自己来安置这几百户人，批地盖楼，钱都要从公共基础建设中出来。现在资源这么紧张，排队的人那么多，码头上这些人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等到他们等不及了，闹起来，政府又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按。按住了还好，按不住上了报纸，传到伦敦去，对谁都不好。”

焦署长也知道这些人得安置，棚户区在那里扎了几十年，不是他的问题，

但要是真闹大了，到那时候，开会、写报告、解释原因，哪一样都少不了他。

而且他们也对这些人的安置头疼，1953年圣诞节，石硤尾木屋区的大火谁都难以忘怀。

那火烧了將近六个小时，从白田村一路烧到窝仔村，五个村庄化为灰烬，烧毁了两千五百多间木屋。

有五万三千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。

那时候的焦署长还只是个高级工程师，五万多人挤在街头，光一天的救济粮就是个天文数字，政府觉得再给灾民吃下去，这些钱都够建几栋楼了。

给这些人每人发一笔钱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住，一锤子买卖，看似最省事的办法。

可那些人拿了钱能去哪儿？

继续搭棚，继续烧。等下一场大火来，又是一轮新的灾难。

后来政府想了別的办法。

由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一些绅商名流出面担保，在大坑西建了八栋楼，一千六百个单位，专门租给低收入的人住。

政府批地，私人出钱，共同把这些人安顿下来。

那是官商合作安置寮屋的第一次尝试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
从那以后，政府就再也没批过第二块。

现在那几栋大楼马上就要建成入驻了，但是等著安置的人数远远不是那八栋楼能装完的。

“林小姐，你这个方案，听起来不错。但这件事不是我说了就算的，我需要跟上面匯报，跟其他部门沟通，开会討论。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。”

林姣点了点头，没有纠缠。